易经八卦术数与古代知识阶层算命的活动

　　易经八卦术数是古代知识阶层所热衷的活动，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看不起术数活动，所谓“善易者不占”(荀子)。但又往往对此相当热衷。汉代贾谊说过，“古之圣贤，不在庙堂，必在卜医之中儒家既信命，谈命论命，那么士人夫们热衷于术数算命活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六经之首的《易经》就是卜筮之书。古代知识分子拿了它，既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不得已时也可以拿它卜卦算命，混口饭吃，总比去做苦力强。所以古代知识分子对术数活动并不陌生，反而很热衷。术数活动也不像我们今天视为迷信骗人的活动，而是正当职业。

　　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是认识论不发达，人们对世界本原的“道”的认识不是靠纯逻辑的演算来进行的，而是通过日常生活、劳动来体会的。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“担水砍柴，无非妙道”。箅命术数活动在古代也是人生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是可以从中去体会“道”的。而且，由于术数本身玄而又玄，具有一些形而上的特点，因此，如果术数算命一旦得到了证实，它就能比其他一般的日常活动更有力地证明“道”。古代小说如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三言二拍》中都有关于术士箅命、看相的描写，从这些描写来看，古代术士的准确率还是相当髙的，信服者也很多。所以，术数在古代也是被肖作一门“实证”的学问来对待的。人们认为在术数活动可以发现自然界和人世的规律，如明代方以智，把整个学术分为“质测”、“宰理”和“通几”三大类，其中“质测”是研究“物理”(事物规律)的，而术数就在“物理”之列，还是首位：

　　易经八卦术数学的基础是考测天地之象，象数、律历、音声、医药之说，皆质之通者也，皆物理也。(《通雅*文章薪火》)这“象数”指的就是术数。

　　皇帝和达官贵人身边往往有星象士、术士作顾问，很多达官贵人自己也对此道很熟悉。如诸葛亮、李虚中、刘基、朱熹，直至清代的纪晓岚，均是对术数很有研究之人。还有的人虽然自己不谙术数，却与术士甚密，也很信服。仅以八字易象为例，如唐朝的韩愈就惊叹李虚中“推人寿夭、贵贱、利不利，……百不失一二。其说汪洋奥义，关节开解，万端千绪，参错重出，学者就传其法，初若可取，卒然失之，星官历翁，莫不能与之较得失。”(《韩昌黎文集李虚中墓志》)苏东坡曾拿自己的八字与韩愈的相比较，认为自己“平生多得谤誉”是因为命里与韩“同病”(《东坡志林》)王安石曾两度请人算命，以决定自己仕途上的去留。宋代八字算命日渐兴盛，京都内出现标之以“看命司”的铺肆，前来算命者达到了“问都盈门，弥日方得”的地歩。后来以至于朝廷的人事任免、选宫女等都要征求术士的意见。明朝人士朱国桢形容本朝的算命之风日盛时说："士大夫人人能讲，日日去讲，又有大讲他人命者。”方以智也曾表白自己“吾与方伎游，即欲通其艺也;遇物欲知其名也。”(《通雅*钱序》引方以智语)

　　士大夫们对术数活动相当信服，只有少数人对八字术提出过疑问、否定，但也不过是集中在怎么解释“同时不同命”的现象等一些经验性个案的反驳上，以整体上来说，士大夫们都相信天地由阴阳五行组成，人的命运、性格也由阴阳五行来决定。

　　例如朱熹。在有人问他为何世冋父母贤惠而子女不孝时，他这样说：

　　这个又是二气、五行交际运行之际有清浊，人适逢其会，所以如此。如算命推五行阴阳交际之气，当其好者则质美，逢其恶者则不肖，又非人之气所能与也。……或问，人稟天地五行之气，然父母所生，与是气相值而然否?曰：便是这气须从人身上过来。今以五行枝干推算人命，与夫地理家推择山林向背，皆是此理。(《语类》卷四)

　　陆九渊也说：《五行书》以人始生年、月、日、时所值曰辰，推贵贱、贫富、夭寿、祸福详矣，乃独略智、愚、贤、不肖。曰纯粹、清明，则归之贵、富、寿、福;曰驳杂、浊晦，则归之贱、贫、夭、祸。……今顾略于智、愚、贤、不肖，而必以纯粹、清明，归之责、富、寿、福;驳杂、浊晦归之贱、贫、夭、祸。则吾于《五行书》诚有所不解。(《赠汪坚老》)

　　他并不反对用人生之时的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命运，只是认为还应该用来解释人的性格。可以说，理学、心学在这个问题并无根本的分歧了。

　　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，在科学昌明，技术发达的今天，在政府一冉打击迷信活动、讲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尚有那么多的人相信术数、算命，我们就可以想见，在古代人们只知道阴阳五行，而不知有科学的情况下，术数活动该是一个怎样的规模了。

　　中华传统的易经八卦术数达到了这样规模的社会习俗与活动，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产生影响。